2026年7月29日，对于热爱《白鹿原》的读者来说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——这一天，正是《白鹿原》的“引路人”、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何启治先生的90岁寿辰。

  2026年7月29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任领导与《当代》杂志历任编辑为何启治先生庆祝九十大寿

  何启治先生曾任《当代》杂志主编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。他的数十年编辑生涯中，曾托举过众多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名篇佳作。而他和《白鹿原》的相遇，仿佛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。假如没有何启治跨越二十年的执着坚守与踏实陪伴，那部厚积薄发的“垫棺作枕”之作，或许又会是另一番命运。

  从1973年西安郊区小寨的初次约稿，到1992年亲手写下终审意见，何老以敏锐的文学眼光和无条件的信任，守护了陈忠实倾注全部生活库存和艺术能力的创作，最终让这部黄土地上的史诗惊艳了文坛，作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学经典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  值此何老鲐背之寿，我们重新整理推送“纪念陈忠实诞辰80周年”活动上的精彩发言，借由那些尘封的编辑手记与交往故事，重温一部巨著诞生背后的点点滴滴。谨以此文，致敬何启治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衷心祝福他身体康健，长寿平安。

  2026年7月29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任领导与《当代》杂志历任编辑为何启治先生庆祝九十大寿

  很多人都知道《白鹿原》创作过程历时六年，最初构思于1986年，历经两年的田野调查，1988年4月份正式动笔。我们人文社的编辑一直在关注他的创作，在《白鹿原》发表二十年之前，何启治老师已经向他约稿。何老师，当时您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跟陈忠实先生约稿的？

  1973年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北组的编辑，陕西属于北组，西安是重点。所以1973年冬天我到西安的时候，既向杜鹏程这些老作家组稿，也向当时崭露头角的路遥、陈忠实这些年轻作家组稿。

  根据我的了解，陈忠实是1942年生人，1962年高中毕业，当时高等学校收缩，不可能像原来那样招生，陈忠实在班上是前三名，但前三名也不行，全班剃了光头，一个都没考上大学。所以他就在农村小学里面教书，后来当公社副书记，农村大搞水利工程，去修坝，整个指挥部他是副总指挥，在农村摸爬滚打。1973年以前他写了些作品，1973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《接班以后》，我看了以后，便向他组稿。组稿的地点在西安郊区的小寨，开完会出来，我在门口把他拦住，自我介绍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。当时我37岁，陈忠实31岁。他听我说要组稿，约他写长篇，他说简直觉得像老鼠吃天一样不可思议。

  我当时为什么向他组稿呢？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在农村当小学、中学老师，搞过水利工程，在农村摸爬滚打过一段时间。当时我们的总编辑韦君宜邀请了在延安的两个知青写长篇，我想两个知青可以写长篇，陈忠实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十九年，又有高中文化程度，而且已经写出一个短篇小说来，这样的人为啥不可以写长篇？我觉得是有条件的。另外一个原因，当时《当代》还没有创刊，也不可能向陈忠实邀短篇、中篇，只能请他写长篇。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是可以的，事实上也是这样，等了二十年《白鹿原》终于出来了。

  他有一个“蒸馍理论”，馍在蒸的时候不能掀起盖儿来，会透风漏气，馍就成了死面疙瘩，半生半熟，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盖儿捂好。

  陈忠实正式动手写《白鹿原》第一稿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专业作家，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小说、八部中篇小说，还写了几十篇报告文学，应该说已经有基础了。后来陈忠实给我写信，里面明确讲，我现在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（他还没说叫《白鹿原》），最好是你们来人取稿，但是你们对外不要说来取我的稿子，你们就说来组稿、来出差。就像刚才赵萍说的，像蒸馍一样，怕漏气，他自己确实没把握。虽然他也在另外一封信里讲了，写《白鹿原》是倾其生活库存的全部和艺术能力的全部而累积的。他有生活、有艺术功底，写了那么多短篇、那么多报告文学，但是这部长篇究竟怎么样，他没把握，他说你们派人来说组稿，顺便把稿子带走，不要说来取稿。他特别强调我早就答应了你们，我是白鹿原人，要恪守信义，所以这个稿子一定要给你们，我推掉了一些出版社，如果你们大喊大叫来说取长篇稿子，这就对他不大方便了。

  我看到当时陈忠实先生给您的信里说明几件事，“我到三月下旬就可完全脱稿，您派人来取，或由我送稿，请您决定”。寄出这封信之后说，“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块牌子突然对我形成了压迫，这是国家级出版社的大牌子，要通过其出版水准谈何容易，我在珍重并信守和老何的约稿承诺的意识里，似乎把这块大牌子的压迫淡化了。但真有两位编辑来拿书稿的时候，我才敏感到某种压迫。”陈忠实先生经过比较漫长的创作历程之后，那天早晨到火车站迎来了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，一位是当代文学编辑部的高贤均老师，一位是今天在座的洪清波老师。洪老师，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吧。

  当时老何说了一句，无论如何要把稿子拿回来。那是我第一次去西安。差不多这之前两年，我就知道老陈在写长篇。我当时对《白鹿原》所有的了解就是，它是陕西省作协的一个大事。

  我们在西安待了三天，老陈也不说小说叫什么名字，也不说写了什么内容，跟他聊聊吧，他也不吱声。他就让我们等着，问我们何时走，我们说留了三天时间，他说那行了，走之前把稿子给你们。后来才知道他本来要提前把稿子复印好，但他妈妈生病，影响了复印的速度。那时候复印机只有办公室才有，私人没有复印设备。到第三天见面的时候，他说总算复印完了。我们到最后一刻才看见这个稿子，就是离开作协的时候，我们住在他们作协招待所，跟老陈家一墙之隔，临走派车来送的时候他才给了稿子，我们拿着稿子就上火车了。

  陈忠实先生后来在文章中回忆，那是一个下午，他回到老屋看到卧床的母亲，这时候母亲的腿可以动了，他觉得也是某种天意吧，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，他说：“我在点着一支烟的时候，竟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松驰。”最后一天给你们稿子，陈忠实先生还是有他的考虑，也是给自己留点余地。如果第一天给你们稿子，你们三天时间能看完稿子，他可能但愿你们回去看。洪老师，据说你们是在火车上看完的稿子，而且你和高贤均老师两个人轮着看，手不释卷。

  那天下午上的火车，开到成都要十八个小时，硬卧的灯光多暗啊，幸好字儿挺大的。当时坐在火车上没什么事就看了，一看就被吸引了，太独特了。以我们的阅读经验，农村题材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主打，那会儿城市题材都少，主要是农村题材。但是看《白鹿原》，所有农村题材的阅读体验都被刷新了，明明是一个熟悉的题材，但是处理得特别不一样。

  我知道的情况是，高贤均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，关于这封信有各种传说，甚至说上面有“石破天惊”这样的话，但实际上都不是。

  陈忠实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，他回到家以后，他妻子说有一封信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，他一愣，仍不敢相信是高或洪的来信，从他们到西安拿走《白鹿原》书稿，到这天不过是二十天，看稿也未必看得完，他拆开信先看后面的署名，是高贤均，这一瞬间感觉头皮都绷紧了。匆匆读完信，早已按捺不住，从沙发上跃起来大叫一声，又跌趴在沙发上，妻子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，他缓了半晌才告知这件喜讯。“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，他们的评价之好、之高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”

  我在《永远的白鹿原》里面有一篇《〈白鹿原〉档案》，有每个人的审稿意见，洪清波是第一个读者，我写了终审意见，主持《当代》工作的朱盛昌写了“按启治的意见处理”。稿子是1992年3月带回来的，我到6月30日写了审稿意见，赶上了《当代》1992年第六期发上半部，1993年第一期发下半部，这样把它推出来。单行本是1993年6月份第一版第一次印刷。

  我专门去总编室找到书籍出版记录卡，卡上详细记录了《白鹿原》1993年6月第一版，当时印了15000册，1993年9月和10月分别是5万和15万册，到了1993年11月份已经是56万册，可以说当时出版之后引起巨大轰动。

  那时候地摊文学盛行，通俗文学盛行，纯文学几乎没人看，特别不景气。陕军东征和《尘埃落定》又中兴了传统文学。

  从1993年6月到11月印了七次，50多万册，这不是一般的数字。所以当时我跟高贤均他们商量，才几个月印了几十万册，我们还按字数付稿酬不对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比较关注作者的权益，作者写那么一部书，我们今天回顾起来就知道太不容易了。所以跟高贤军他们商量改变付酬办法，重新签版税合同。这一点陈忠实也是很感动的。

  他第一次付字数稿酬就是一万五千多，第一次领的版税稿酬八万来块钱。原来咱们这儿有一个农业银行，财务开了支票去的，后来陈忠实感到不安，让白烨陪着他，去领了一书包钱回来，拎着那一书包钱去看他女儿。那时候他们说那钱可真多啊。

  陈忠实先生说：“我向来不表白清高，也基本没有宣誓过清名淡利，在我理解，对一个作家来说，写作这种特殊的社会职业本身就不可避免的附着名和利，几乎是如影随形。问题就在于以什么途径获取名、也获得利，那些世界名著的作者早已谢世，书却流传着，不同民族、不同语言的读者被其作品吸引，自然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，书籍发行量大，获得的稿酬版税自然不少，可谓名利双收，是拒绝也抵挡不了的事。”陈忠实先生是很坦诚的。“问题恰恰在于作品不能赢得读者，名难得扬起来，利也得不到，清淡名利的话原来没有用处和必要。”

  陈忠实得了版税以后，我的感觉，活得特潇洒。后来他到咱们编辑部请吃饭，吃完饭以后说你去干吗，他说我去看足球，我买了足球票。到工体看足球是很时尚的爱好，老陈说我是球迷，我得去看现场。

  也是因为编辑包括出版社跟作者之间长久的陪伴，一起成长，大家也一起摸着石头过河，所以陈忠实先生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《白鹿原》单行本永久的专有版权。何老师，您怎么看陈忠实先生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份信任？

  陈忠实跟我们的友谊不同一般。坦白说，从1973年第一次见到他，向他组稿，也没想到会出来《白鹿原》那么棒的一部长篇小说。但从组稿到《白鹿原》出来这二十年，我们从始至终保持着联系，现在我手里还有几封1992年他给我的信，原稿给了陈忠实文学馆，这些信里陈忠实一再强调“我写的长篇小说能获得你和你同事的肯定是我最大的安慰”。

  这是当时陈忠实先生和何老师的通信：“长篇于春节前完稿，特向您报告，全书约50万字，分34章。节后我开始从头至尾再顺溜一下文字，已修正过大半，估计到3月中旬最后完工。”这里还有一封，“老何您好，请勿念，与老朱通话，决定删节的交由贵刊编辑动手，我不再赴京，主要不是因为懒或者怕热，而是考虑到您们好下手，而我肯定左顾右盼、瞻前虑后、忍痛惜爱、下不得手去。”“我做这部小说之初自觉是踏到一个关键性的步子上，咬牙吮血也要跨出这一步。”

  这是很大的一种勇气。虽然广大读者欢迎，评论界赞叹，但《白鹿原》从1993年6月出版到1997年获奖，这中间波折太多了。他当时也预见到了。

  2016年4月29日，忠实去世了，人文社社长管士光、副总编周绚隆、责编刘稚和我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去了西安。陈忠实去世以后设了三个灵堂，他家里有一个小灵堂，家里的亲人祭奠，我们5月4日到家里祭奠。5月5日我们到了陕西殡仪馆的咸宁厅，这天非常感慨，我们正真看到陈忠实的遗体，枕着1993年6月出的第一版《白鹿原》，作为垫棺作枕的书，这是他生前的心愿。好多读者一家人来，或者跟朋友们一块儿来，有读者把小孩放到肩膀上，大家都拿着忠实的照片，拿着《白鹿原》，或者那两天悼念陈忠实去世的报纸。我们参加完追悼仪式以后退出来，当时应该有上万读者朋友、新闻界、文学界的，还有热爱陈忠实和《白鹿原》的读者都来送别，上万人是有的。通过这一个场面，我是第一次参加当代作家去世以后这么隆重的告别仪式，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，文学依然神圣，文学依然大有可为。这就是我当时看到以后非常感动，心里想到这句话。

  《白鹿原》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本书，从1993年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十年，人文社出版了《白鹿原》各种各样的版本，有茅奖获奖作品全集的版本，有特装本，有各种单行本，包括“新中国70年70部”，我们以不同的形式出了很多版本。

  我要说一句很公平的话，《白鹿原》之所以能在国内外都有广大的影响，跟读者对《白鹿原》的支持很有关系，我作为一个编者衷心感谢读者的支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